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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大慈善家范仲淹深弘誓愿

来源:嘉兴慈善网 发布日期:[2014/08/27] 共阅[ 634 ]次

 

    范仲淹,北宋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曾出将入相,功满天下,其英名已传之千古。他晚年撰《岳阳搂记》,发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深弘誓愿,更是传诵了千百年,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。

      然而,范仲淹是大慈善家,人们却知之甚少。他当官时,俸禄较高,但其平生却“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”,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。他不像许多儒士追求“颜如玉”、“黄金屋”和“千钟粟”的个人享受,而是办义庄、兴义学,解人之难,使之安居乐业,或受良好教育。他临死时竟清贫如洗,以至无资以葬。他的慈悲济世精神就是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。

       一、置义田,兴义学

      范仲淹身居高位,俸禄丰厚,但却克勤克俭,省下余资,兴置义庄,周济宗族穷人。其子范纯仁说,范仲淹“于苏州吴、长两县置田十余顷(十顷为千亩),其所得租米,自远祖而下诸房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,谓之义庄。”当时聚族而居已有九十口,则平均每人占田八亩有余。岁入粳稻八百石。计口给米外,存余粮以备荒年及丧嫁之费。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,却以宽广胸怀自愿:“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,异日何以见祖宗地下,今何颜入家庙乎?”楼钥在《范氏复义宅记》中评价道:“文正公奋身孤藐,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。既达,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。”富弼撰的文正公碑铭中亦写道:“公天性喜施与,人有急,必济之,不计家用有无。既显,门中如贱贫时,家人不识富贵之乐。每抚边(既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——副边防长官,对西夏作战),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。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,号义庄,以聚疏属;而无敛新衣,友人醵资以奉葬。诸孤无所处,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。遗表不干私泽。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,不为禄仕出也。”

      范仲淹亲自手订义庄的管理规则,规定任何人,包括义庄掌管人犯规,由“官理断”。他对子侄要求很严,嘱他们“勿烦州县”;他给诸侄写信,再三要他们在官当廉洁谨慎,必须有乡曲之誉,才能推荐。范氏后人继承了办义庄的传统,在晚清时达到八千亩,其供给赡养的范氏族人有了数倍的增多。

      范仲淹也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。他曾在苏州购得南园之地,已盖好房子,准备居住。一位阴阳家(风水先生)说,住此地“必踵生公卿”(可世代出公卿)。范仲淹说,“吾家有其贵,孰若天下之士受教育于此,贵将无已焉。”(让天下士人来上学,都成为贵人)正如有的学者所言,他继承了孟轲的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一乐也。” 

     除置义庄,办义学外,范仲淹的义举是很多的。这里只举一例以明之。他被贬到浙江当官时,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,家贫子幼,缺路费,不能回乡。范仲淹赠钱数百缗,(缗,成串的钱,一千文为一缗)雇了一条船,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。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。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,交给一首诗,并嘱咐道,“过关过卡,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。”诗云:“十口相携泛巨川,来时暖热去凄然。关津若要知名姓,此是孤儿寡妇船。”

      二、只任天下之重,以天下为心

      读宋史卷范仲淹传,读范公文集,才悟到范仲淹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是他的由儒家的“兼济天下”到佛家的“普度众生”的境界的人生轨迹。他少年时,在长白山醴泉寺(今山东)读书,“日作粥一器,分为四块,早暮取二块,断整数茎,入小盐以啖之。”冬夜读书,为振作精神,以冷水沃面。虽然“人不能堪”,而“仲淹不苦也。”后来他前往应天府(今河南),在应天书院(宋代四大书院之一),师从戚同文,继续“苦心劳形”,“五年来常和衣就枕”,“读书累年不解带。他曾立下不能当良相,即当良医的志向”。他说“能及大小生民者,固为相为然”;“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,舍夫良医,则未之有也。”后来,他的忧思更为深远。他表白有“益天下之心,重千古之志。”他称他的至诚所趋者,乃是“以万灵为心,以万物为体,思与天下同其乐。”他坚持“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,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。”他无论当文官,抑或任武官,都深得民心。这是因为他“不以己欲为欲,而以众心为心”;“爱持众同,乐与人共。” 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抗击西夏时,边上人唱道:“军中有一韩,西贼闻之心骨寒;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范仲淹任开封府尹时,开封人称他“朝廷无忧有范君,京师无事有希文”(范仲淹,字希文)。明代何渊镌说:“大凡能任天下之重者,必以天下为心。心之欣戚,主乎人而不私于已。”这是对范仲淹的伟大人格和精神的高度概括。

      范仲淹置义田、办义学是他的“任天下之重,以天下为心”的精神的延续。此外亦有其恩师戚同文的影响。《宋文学案、卷三:高平学案》中讲“同文为人质直,尚信义。宗族贫乏则碉给之,丧则赈恤之。不积财,不营居室。或勉之,辄日:‘人生以行义为贵。’由是深为乡里推服。”

      我国学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源自孟子。孟子曾说:“君子有终生之忧,无一朝之患”;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……然后知生于忧患,而死于安乐也”;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,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”笔者不否认孟子的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,但必须指出,范仲淹的十四字深弘誓愿的境界高于孟子。晚于范仲淹的苏轼也曾说:“享天下之利者,任(承担)天下之患;居天下之乐者,同天下之忧。”其境界也逊于范仲淹。范仲淹是一位儒士。孔孟表述的是“做人之学”,即“穷则独善其身”、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社会责任感。范仲淹的一生切实地践履了。然而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则表明,他有着更高远和深沉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理念,那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,这是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。

      三、慈悲济人,普度众生

      儒家主张仁爱,推己及人,不可自私自利,要与他人忧乐与共。但儒士能真正做到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并进而“己欲立而立人,已欲达而达人”者不多。原因一是,儒家的“仁”是在家族伦理的文化生态中由近及远、由亲及疏的不断递减的差等的爱。而“为仁”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;二是儒家只论及人际关系,而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,而不论及人与神鬼的关系,也未论及彼岸世界;儒家虽提及因果报应,但缺少作恶下地狱、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内容,因此现实效果小。孔子曾两次扼腕而叹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(我没有见到喜欢德行能像迷恋女色一样的人啊! )欧阳修是宋代的大贤、大儒之一,然其“游饮无节”,有时迹近放纵。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卷八》中说,欧阳修嗜酒亲妓的荡习,有时令人“讶其多游。”欧阳修自己亦坦言:“仆知道晚,三十以前,尚好文华,嗜酒歌呼,知其为乐,而不知其非也;及后,少识圣人之道,而悔其往咎。”范仲淹也曾叹惜汉代的贾谊不能把名位看破,悲郁而死于长沙,其诗云:“人生荣辱如浮云,悠悠天地胡能孰;贾谊文才动汉家,当时不免来长沙。”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钟能提起人的警觉。佛家是把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相连,作恶者会入三恶道(畜生、饿鬼、地狱),因此具有强大的警策作用。

      范仲淹是一位佛门居士。笔者并未专门进行考证,只是在浏览《佛光大藏经、净土藏》时,读到清代济能纂辑的《角虎集》,书中载有《文正公范仲淹居士》佛门行止的个案。他作为居士,自始信仰佛教(宋时,佛教指佛陀的教育,而非宗教)。诚然他熟稔佛经。比如,他在宣抚河东途中,偶获一卷佛经,当即识别出于宋初刊刻的《大藏经》。他曾说:“释道之书,以真常为性,以清净为宗,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。”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。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“不以物喜,不以已悲”两句最为警世,都是菩萨境界。他在担任参知政事(副宰相)时,联合富弼等人实行“庆历新政”,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,未获成功,而被排挤。他在谢表中,表达了“不以毁誉累其心,不以宠辱更其宋。”欧阳修也赞扬他“少有大节,其于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“不以物喜”或“不以毁誉累其心”等,表明他不攀缘,不受环境即六尘(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)所左右,保持其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和慈悲。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。他是禅净双修。据《角虎集》载,他“常修净业,以养圣胎。临终之日,谓家人日:‘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 金色,即当随师西去矣。’溘然而逝。(佛教是师道,范仲淹以阿弥陀佛为师,最终随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)。” 

     笔者认为,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源自佛家,更准确而言,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。地藏菩萨深感众生太苦了,而地狱众生更是苦难深重,因此他的誓愿是“地狱未空,誓不成佛;众生度尽,方证菩提。”我们可以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中了解到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,四次立弘誓愿:“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,为是罪恶六道众生,广设方便,尽令解脱,而我自身方成佛道”;“不先度罪恶众生,令是安乐得至菩萨,我终未愿成佛……”这是大慈大悲;与一切众生乐,是慈心;拨一切众生苦,是悲心。这种慈悲是平等的、无条件的、一视同仁的。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,并为此而忧虑,尽其所能,解除大家的忧苦。这是他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忧患意识。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,先让天下人都快乐,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。这是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“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”意识,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,苦乐相共的。因此,他对天下人的拨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,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的,而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、苦行。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,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。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门居士,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。胡锦涛于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时,倡导“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、平等宽容、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。”因此,继承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和地藏菩萨精神,是时代的需要,是我们的历史使命。

      自古以降,我国无数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思想家等继承发扬了范仲淹的深弘誓愿,为中华民族和人民铁肩担道义。他们在马背上角逐日月,刀光里保家卫国。比如,吉鸿昌将军临刑前,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: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;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。”进发出人生的悲壮。缅怀这些英雄人物,我们愈加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高山峻岭。

      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,被“神圣”口号戏弄过以后,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。人的神圣感、尊严感暗淡以后,只会一心跟着感觉走,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,目不暇给,魂不守舍。更有甚者,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态度,热衷于反权威、反道德、反理性、反正统、反严肃,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。丢失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,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怀抱。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,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,都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,都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,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。

      范仲淹死后,韩琦在祭文中称誉他“前不愧于古人,后可师于来哲。”今天,他依然是我们的导师。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,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;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时候,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。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《传统文化:解构与重构》一文中说:“凡真正的思想家,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,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,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(同时也属于全人类)的超越的部分。这超越的部分,作为文化遗产,便具有永恒的价值。”诚哉斯言。

      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其悲壮刚烈,令人血脉喷张,令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,更是令人低回敬仰不已.